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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金特支持延退60岁退休是人力资源极大浪费

发布时间:2021-01-21 15:04:47 阅读: 来源:带式压滤机厂家

萨金特支持延退:60岁退休是人力资源极大浪费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表示,在人越来越老的时候,寿命越来越长,那么整个社会就应该去决定他们到底应该工作多少年,比如法国,人们在60岁退休,他们大概有二三十年都是不用工作的,这其实是人力资源极大的浪费。

昨日,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在某论坛上表示,在人越来越老的时候,寿命越来越长,那么整个社会就应该去决定他们到底应该工作多少年,比如法国,人们在60岁退休,他们大概有二三十年都是不用工作的,这其实是人力资源极大的浪费。  萨金特称,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实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的东西。现在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老者,把他们叫做“移动支付项目”,年轻时工作挣钱,攒着钱等到老了,不工作的时候再用,有些话我们不能放到明面上说,但道理都明白,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专门的社保基金,作为一个美国年轻人,我们会交一个社保税,目前美国的系统在人口变化方面是有很大风险的,对整个社保机制会有很大的挑战,因为老龄化的结构非常严重,所以年轻人要支付更多的钱去养老年人,而现代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我们的社保机制也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另外还有政治风险,如果年轻人不愿意怎么办?这其实就是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所以大家也会看到,这是一个经常在美国国会讨论的问题,在一些国家,比如新加坡,它们有这样一个完全由政府支付的机制,比如有些帐户,这个帐户里有些资产,这个资产就是你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我本人其实并不喜欢,因为我年纪已经大了,但如果你只有30岁,那你肯定会喜欢这样一个机制。  以下为文字实录:  非常感谢,非常荣幸来到这里,也很高兴听到刚才两位的演讲,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美国经济的变革和发展能让中国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作为一个经济体来说,它其实是很多人的集合,而这些人又在跟我们的家庭做着一些活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今天要讲到的是五个领域的内容,在19世纪和20世纪,我的国家美国,要学的是以下几点,当我们讲到这几点的时候我们看一看中国是不是也在面临这些挑战,或者美国还在面临这些挑战:  第一,我们如何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责任与收入进行分离,也就是联邦政府、州政府,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收入如何划分;  第二点也是美国一直在挣扎的,哪一级的政府,是中央政府还是州政府管理银行,政府怎么保证银行的活动可以给我们制定一个好的存款保险机构,所以应该是中央政府支持、管理银行,还是地方政府来做;  第三,怎样设立给年长者的社保系统、退休系统和医疗系统;  第四,广泛的经济腐败如何解决,现在这依然是美国的问题;  第五,我们如何处理美国的货币,不管它是不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这五个问题是美国面临的问题,第六个问题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就是移民,从美国能学到什么吗?在17、18世纪时我们非常穷,现在美国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我们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富有呢?美国当然有一些成功案例,以上五个领域中,美国有些地方很成功,有些地方不太成功,美国当然有可以学习的地方,也有可以改善的地方,而中国也可以实行更好的解决方案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也可以向中国或其它国家学习。  竞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国家也可以改善自己,怎样改善经济体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前面讲过了,当然我们在这方面也是有一些经验的,我们有所为,这些所为当中有些奏效有些不奏效,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在美国这是一个渐进的改革的过程,不是提前进行规划(再实施),而是顺其自然就发生了,当然,这和美国居民来自哪儿没有关系,无论他们来自德国、中国还是爱尔兰,他们把自己从这些国家得到的理念带入到美国,这就是我们美国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国家的过程,在这些改革过程中我们有很多货币,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也经历了金融危机,刚才格林斯潘先生讲到了很重要的内容,美国经历了好几次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涉及到社保、房地产等领域,这也正是我们改革的内容。  当然了,我的发言并不是仅限于美国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只是说从我的角度来讲,看大家能不能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现在首先来看一看我们联邦政府、州立政府,地方政府在权责分配和收入分配上有什么样的做法,其实就是资金怎么利用的问题。  可能大家知道,美国有《宪法》,众所周知,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其实我们建国时有两个《宪法》,一是刚刚建国的时候,让全国团结一致的《宪法》,最早版本的《宪法》和现在我们的《宪法》是不一样的,尤其在联邦政府,也就是中央政府和州立政府权责分配之间有很大的不一样,一开始我们有一个叫做《联邦条约》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有13个独立州都是自治州,是建国初期的13个州,所以这个文件就变成了我们的立国之本,变成了我们最初的《宪法》,但作为中央政府它们不能自己亲历亲为地征税,所以就由一个个州自己负责州内的税收,这13个州都可以自己印货币,也有自己的海关、贸易政策,所以中央政府的权力非常弱,中央政府最开始并不去收税或去处理贸易相关的问题,这是我们建国之初,在独立战争之后所建立的《宪法》。  但走出战争之后,我们发现当时的货币印刷量过大,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政府负债率非常高,这个负债甚至比现在的欧元危机更严重一些,所以当时最初的《宪法》有点类似现在欧洲的《宪法》,大家可以看到,欧盟中央政府的权力其实也是非常弱的,和美国一样的道理,单个州是独立的,它们自己在货币、在贸易政策方面都有独立的裁量权,中央政府类似一个摆设,所以18世纪时人们开始讨论这个状况,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和平的改革,或者说和平的革命,我们开始重新在联邦政府和州立政府之间建立权责明确的关系。  这样一来,在我们目前的《宪法》中,所有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权力都已经从这些州回收到中央政府来,州立政府也不再拥有货币印刷权,同时联邦政府也完全解决了债务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些州的负债状况非常严重,所以当时联邦政府就把整个债务国有化了,我们现在的《宪法》其实更多是建立在我们把13个州的债务都同时解决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的建国精英们认识到国家建立时,每个州都有非常高昂的债务,但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通过税收来还债,由此一来,我们就开始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来帮助他们去减免债务,增加他们的资产,在18世纪90年代,也就是在18世纪末期,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美国中央政府,也就是我们的联邦政府,开始拥有了货币和财政政策,而且那时候的金融风险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中央政府把这么多州从高昂负债中解救出来,所以他们的信用级别非常高,但这些州立政府可能会觉得,现在我们负债,你救了我们,如果之后我们再出现这种情况,你同样可以把我们挽救出来,但在1833年的时候,因为这种心态而导致了一次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那时候各州有同样的想法,中央政府一定会出手把我们救出来,但在第二次时联邦政府拒绝去挽救这些负债的州,这些州必须要自己处理这些相应的债务,他们要出台政策保证他们能够还债,当时也导致了我们政治体系大的变革,这些州或省所面临的改革压力和货币资源的使用在美国、阿根廷、巴西出现过,当然现在欧洲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怎么管理银行,他们怎么收费,刚刚格林斯潘先生已经简单讲过了,银行应该自治,还是由政府着力监管?还是像我们在19世纪时那样做,刚才格林斯潘先生大概提到了一些,美国其实也一直在纠结,曾经有一段时间,19世纪上半叶,这些银行都是各自为政,他们自己可以决定,有时候如果遇到了困难,联邦政府也是坐视不理。  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中央银行呢?其实这个问题在美国现在也在持续地被问到,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应不应该有一个存款保险?这个保险应该如何进行资金规划?怎么定价?这就要求很多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在罗斯福总统当政时,其实他不愿意签署这个文件,因为他觉得这个保险可能会鼓励银行采取一些比较保险的活动,像格林斯潘刚刚讲过的,也会要求银行提高他们资本金的问题,罗斯福总统当时还有一些其它的考虑,比如可能会增加金融危机的风险或概率,这种想法和格林斯潘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  另外,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实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体系),为政府所支持的社保项目融资呢?我们知道,现在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老者,我们把他们叫做“移动支付项目”,年轻时工作挣钱,攒着钱等到老了,不工作的时候再用,有些话我们不能放到明面上说,但道理都明白,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专门的社保基金,作为一个美国年轻人,我们会交一个社保税,目前美国的系统在人口变化方面是有很大风险的,对整个社保机制会有很大的挑战,因为老龄化的结构非常严重,所以年轻人要支付更多的钱去养老年人,而现代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我们的社保机制也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另外还有政治风险,如果年轻人不愿意怎么办?这其实就是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所以大家也会看到,这是一个经常在美国国会讨论的问题,在一些国家,比如新加坡,它们有这样一个完全由政府支付的机制,比如有些帐户,这个帐户里有些资产,这个资产就是你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我本人其实并不喜欢,因为我年纪已经大了,但如果你只有30岁,那你肯定会喜欢这样一个机制。  格林斯潘刚才说的比较礼貌,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贡献,你怎么去建立这样一个机制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了,因为在人越来越老的时候,寿命越来越长,那么整个社会就应该去决定他们到底应该工作多少年,比如法国,人们在60岁退休,他们大概有二三十年都是不用工作的,这其实是人力资源极大的浪费,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鼓励政策能够让人更多的参与经济活动,多工作几年,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美国可以从其它国家学到很多东西,当然了,我们很多国家也可以从美国这个一直在纠结的过程中有一些收获。  另外还要讲到经济腐败的问题,如果大家比较了解美国历史,就会发现美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经济腐败,比如公共土地售卖、政府活动,高度利益相关者、政府机构,在20世纪初的时候出现了很严重的经济腐败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这些都是美国一直在纠结的问题,如果你看到美国在批判其它国家腐败情况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问问美国,你们美国自己的腐败怎么处理?美国政府的腐败现象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呢?你们有没有一些正确的策略或政策来抵制这些腐败行为呢?当然了,美国现在反腐败的力度肯定比过去好得多。  最后就是我的第五个内容,其实刚才我讲的所有这些关于美国的东西今后可能还会出现,中国也是一样,因为这些东西永远都在我们改革的单子上。  下面就是在我们的货币还没有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但今后有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时我们应该怎样调整,美元一直是国际通用货币,但任何一种国际通用货币并不会永远都持续下去,之前曾经有一百年一直是英镑,一百年前人们都说英镑一定会一直都是国际通用货币,但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最终美元取代了英镑变成了国际储备货币,但现在美元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弱了,格林斯潘先生也说,美国这个国家从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你可以随意印刷美元,金融危机时有一些调节的杠杆作用,但问题是以后你是不是有可能就不再是国际储备货币了,同样中国也在这方面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尤其是鉴于中国经济规模、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中国人的创新精神,我想这里面有很多机会,当然了,今后它也更有希望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可能也取决于我们的政府,这不是由中国人民来决定,而是由我们在市场上的竞争来决定,一个货币是不是最好的交易货币,美元还是人民币或比特币,这在市场上还是有一种竞争的。  最后一点,刚才格林斯潘先生提到了竞争,竞争其实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力量元素,它一直都以威胁的方式威胁着我们,但竞争也是创新的推动力,所以我们有很多研究,关于竞争的优势是什么,作为美国来说,美国人老是在抱怨中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竞争,但我觉得听到这些人的抱怨我感觉有一些丢脸,因为竞争对美国人来说是好的事情,它提高了我们的效率,因为我们必须得继续竞争,所以有一个叫做詹姆斯。史密斯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一个研究,他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消除了进口方面的限制,例如铁矿石生产商进口政策门槛取消,它其实是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的。  最后我想说,中国和美国当然是不一样的,美国所面临的很多挑战跟机遇也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跟机遇,都是一样的,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惊喜,因为我们都是人,经济活动也都很像,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美国以前曾经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但我们有大量的土地,人口少,所以土地很便宜,80年代的时候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人口多,这是很大的不同,但我们看看美国做了什么呢?我们“进口”了很多的人,不是把婴儿进口进来,而是把成人进口进来,我们并不是有意为之,它是顺其自然的发生,我们进口的人都是高学历的人,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在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地方受到了教育,然后移民到美国来,还有来自中国的人,这些人已经接受了他们在本国的教育,然后来到了美国,他们原来的国家给他们提供了教育,所以美国就拥有了大量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才,这些是在20世纪发生的,我们看20世纪时大量美国人的发明,其实它们都是由在欧洲或亚洲接受教育的人发明的,这一点是我们要考虑的。  另外我们来看一看大学,我们很多非常重要大学的学生都是在海外接受的教育,看看美国所生产的东西,最好的好莱坞电影,歌手和高等教育,这是我们生产的最好的产品,而高等教育也是因为我们吸收、进口了很多教授和人才,我是一个教授,我最好的学生都是来自中国,他们都是在中国高中、大学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们在中国所获得的科学和数学教育,当然比美国好得多,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人才引进了进来,这一点是中国和美国很大的不同,考虑到这一点,我想未来是有机会的。  如果我们讲到在中国建立很有影响力的大学,我们有人力资源,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口,我的预测就是,我将会在未来看到很多中国大学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奇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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